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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6
周恩来，中国人心目中又一个倒下的偶像 -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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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三月五日，是周恩来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照例，上上下下的方方面面，少不了又是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而中央一台也在其黄金时间，适时推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电视剧已经成了宣传工具中当仁不让的王者，用讲故事的方式，替代以往的说教，也算是与时俱进。我对电视剧并不感冒，所以只是扫了几眼，但扫的很恰到好处，周恩来先生正对国际形势作出畅想，其精准的分析和预测，丝丝入扣，和真实之发展，并无毫厘出入，不知此时的先知，可否预测到在遵义会议上，自己退而求其次，而带来的四十年的尴尬。当然，此为御用导演的逢迎功课，借用新观念新技术，将伟人的光辉业绩重新加以阐述，以此缅怀这位伟人，只要不是太出格，本无可厚非。记得那部《井冈山》，就露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马脚，导演将毛和贺子珍的结婚时间从1928年改为1931，将杨开慧被害时间从1930年改为1929年，取长补短，一个永远正确的形象再次确立。在喊打声中，并没人出来认账，也没人出来追究。其实导演有数，哀家确实尽力，但力不从心，谁知道看这样的电视剧者，竟也有如此高的觉悟。
和官方、半官方的活动相呼应，在网络上，某些非主流的角落里，周恩来的话题也同样很受关注。只是，民间再次延续着自己的独立立场，他们的声音合不上主旋律的节拍——他们将挖掘历史的触角，伸向了丑恶的深层，以期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窥知真相。鉴于现实社会中言论环境的受管制，这些声音并不能大范围的传播到普通的受众，引起广泛的探讨和争议，但是，仅此已经足以让周恩来——这个国人心目中最耀眼的偶像倒塌下去。
文革结束后，毛走下了神坛，背负着另一位伟人对他的定语：三七开；随后，周部分取代了他的位置，一个好总理的映像，在中国人的心中长存。对这一点，我们乐意接受——那个时代的政治战场上，假如没有一位能“经受得住考验”的“最后的胜出者”，这将是对“激情燃烧岁月”的彻底否定，这层苍白的窗户纸，最好不要轻易的捅破。但窗户纸还是破了，阳光洒进密室，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或者说更接近真实的周恩来。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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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红色浩劫中，这些言语并不能过多的说明什么，有时，可能只是一些刀架在脖子上而不得不说的、唯心的话。但刀真的就存在吗？它横在喉前、还是悬在心中？或如很多人评价的：周是在下地狱。但下地狱者，或许能算一个合格的政客，但绝不是一位颂史诗的英雄。面对一个疯狂扭曲的时代，一旦你选择了妥协，无论事后如何弥补，都将和高尚无缘。高尚者从来都站在罪恶的对面、或者保持对罪恶的蔑视：比如顾准、林昭、遇罗克... ...
和重新评价周恩来同时进行的，是对林彪的重新评价。所不同的，对林，人们网开一面，为其平反的呼声很高。一褒一贬，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是民间思想界对官方二元化定论历史的正常批判，虽然常常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对林彪，在目前缺乏大量历史材料的证实情况下，贸然的给予平反，为时尚早；单凭一些不算系统的研究所得，就武断的将这位“千古罪人”升华为“力挽狂澜的一代天骄”，这同样是一种二元历史观，和官方的二元历史观的不同仅仅在于，一个将林彪“下地狱”，另一个将他送进“天堂”，两种论断殊途同归，都和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相去甚远。现在，对周、林等人物的研究，只是破冰，距离真相尚远。对于民间的研究者，历史研究档案的匮乏，往往使研究止步不前。而官方的态度，暧昧不清，大量泛黄的档案、文件、资料，尘封于高阁之上，它们的公开，至今遥遥无期。对历史研究的慎重、不轻易盖棺定论，并不意味着不研究、不讨论，不是将问题搁置、留给后人评说。难道我们现在，依然不堪面对那段历史的沉重吗？
文革中的周恩来，如何做，是他个人的选择。无论他选择高尚、还是选择污点，后人都只能对其选择做出评价，而不能说你应该如何选择。借用黄仁宇的历史观：我们只能研究历史是如何展开的，为何如此发展，而不能说：历史应该如何发展。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独裁者和追随者们的疯狂，周已经无力改变。他的有选择，其实早已别无选择，这是时代的悲剧。他没有做下一个拍案而起的彭德怀，这没有错，险恶环境下的明哲保身是个很难超越的本能；错，这是我们错了，我们错把周和彭并列，戴上了同样的花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编撰一本逻辑上合情合理的小说，而是为了借古鉴今，为了让历史上的悲剧不再重演。对周恩来的重新认识，不是为了道德的批判。而是为了让现在和以后的中国总理们不要再别无选择的走上这一不周路。
随着偶像的倒下，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政治光彩顿时消散，破空传来的，是一声深深的叹息——唉......随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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